1943年，正是延安整风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共党内正在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事件，即“王明中毒事件”。这一事件遂在日后成为了党史上的第一大谜案，并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成为了丑化中共党史并长时间在国际上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

1974年，王明在弥留之际，于莫斯科出版了一部名曰《中共50年》的回忆录，他在里面披露了自己在延安中毒的细节，他说那是毛泽东为打击异己指使人向他下毒的。此说一出，迅速在世界上引起了大的震动，王明所记录的文字纷纷被海外媒体转载。那么，这场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毛泽东真的是为打击对手而命人下毒么？

1941年10月12日，对于在延安的王明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大拐点。因为这一天，王明本来想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向毛泽东发起挑战，但却在检讨中共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遭到了全体政治委员的批评。

就连当年受他指挥的那些属下也集体“倒戈”，开始揭发批判王明的历史路线甚至人品问题。王明面对多人的批判，感到自己既无力量也无勇气站起来反对毛泽东。情郁之重，王明突然心脏病突发，导致了休克。曾欲东山再起的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共政治舞台的中心。

对此，王明曾在《中共50年》一书第二编《“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中回忆了这一事件的经过：10月4日和5日，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寻常的、严肃而尖锐的原则性争论。我坚持这样的意见：必须加强中国的抗日军事行动，使日本不可能助长德国侵略者对苏联的进攻。毛泽东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不同意我的意见。而我提出的论据，却往往使他走投无路；他瞪大了眼睛，无言以答。

当我提到他所执行的联日反苏的路线时，他大发雷霆，用手拍桌子，从道理上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毛泽东在10月6日和7日把任弼时和王稼祥拉来参加讨论，在10月8日和9日又把康生和陈云拉来参加讨论，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但这四个人都以沉默来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建议和我的意见。这种形势吓坏了毛泽东。为了结束这种不利于他的危险争论，消灭他的主要政敌，……毛泽东决定甩开我。

10月14日，他强迫我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后面有说明）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我。尽管由于党内许多同志和医务人员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由于非常有经验的中医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诚挚热情的李润诗医生的积极努力，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可是我的内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结果，我不仅卧床四年之久，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病一直很重，病变成慢性的了，而且有严重的并发症，使我非常痛苦。

而真实的历史又是如何呢？1941年，正是延安整风运动前夕。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会上批评了王明的历史和现实的错误路线。9月10日，毛泽东发言，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源、表现。但王明不承认错误。他在9月12日发言，坚持说四中全会路线是正确的。王明的发言引起与会人员的不满，王明很孤立。正当此时，季米特洛夫来电，王明抓住这个机会，用共产国际来压毛泽东，让毛泽东表态。

毛泽东于10月7日与王稼祥、任弼时等与王明一起谈话，批评王明。这个时候，全党，特别是中央的同志，对王明路线的危害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正准备从思想上彻底清算这条路线。但是，王明不但对整风运动持反对态度，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也有抵触情绪。1941年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开会，王明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在当前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主张。

这些主张主要是：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王明坚持认为一切依靠国民党。他在1941年10月8日书记处会议上说：我认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上，王明主张：反帝反封建要有主有次，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他的意见是：不应与代表中国反动派的政治势力进行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上，王明主张建立中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王明提出：共同的抗日政权，共同的抗日军队。我们的政权与国民党的政权是大同小异（形式上），而实际内容是小同大异。显然，王明的这些主张，贯彻的仍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王明在会上的发言话声刚落，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就纷纷发言，对王明的主张进行批评。毛泽东首先发言说：今晚王明说的，和昨天晚上谈的不同，经过了一些修改。“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王明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

接着，毛泽东指出了王明的几个错误：1、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2、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统战下的独立自主与斗争性；3、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王明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在组织问题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极不正常，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在未得到中央同意的情况下，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毛泽东发言后，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都发了言，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提出了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的路线错误，有的提出了《新华日报》拒绝刊登《论持久战》等问题。

对于中央书记处同志的批评，王明一条也不接受，反而逐条进行反驳或者解释，最后，他对自己的结论是：“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集中书记处除王明之外的意见，在会议结束时宣布：“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这实际上是明明白白地告诉王明：在下面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要专门讨论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错误观点。

王明感觉到：中央领导人中除了他自己外，全都反对他的观点，往下要开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要清算他的观点，他便紧张起来。他在考虑怎样躲过去的问题。思来想去，只有称病一途。于是，在1941年10月12日，他突然宣布自己生病了，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10月12日当天，任弼时代表中央去看望王明，与他谈话。王明重申了自己的意见。10月13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王明的“因生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同时汇报了他与王明见面时，王明谈的关于书记处批评他的几条意见，大意是：1、关于他（王明自己）在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泽东在10月8日的结论；2、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讨论，自己病好了，再看记录。任弼时还说：今天富春（指李富春——笔者注）参加医生的复诊，医生提出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休息时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

从此，王明就借口生病，不参加中央的会议，不参加整风运动，躲避中央的同志对他的批评。但是，养病中的王明心中不服。正巧此时，医生在为王明治疗时，发生了一次医疗事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王明在记述他中毒的过程之后，还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金茂岳当着他的面承认下毒害他。王明写道：金茂岳跑到我这里来，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说：“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你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